人在没钱的时候，最先学会的不是省，是算。
奥米用三天时间，把自己的日子算成了一张表：房租八百，押一付三，三千二；水电一百；吃饭，楼下红姐的大排档，一份炒饭八块，一天两顿，四百八；产检，建档，一千五。剩下的，是万一。
万一什么，她没写。人在谷底，最怕写“万一”两个字，写了，就得认。
红姐的摊子就在巷子口，支了十一年。奥米第二天去吃饭，红姐上下打量她：“新搬来的？五楼那个屋子？”
“嗯。”
“那屋子潮。”红姐把炒饭拍在桌上，多给了一勺蛋，“姑娘，姐多句嘴——你眼睛肿得跟桃似的，但人不颓。不颓就行，这条巷子，住过不颓的人，都熬出去了。”
奥米低头扒饭。她没说自己从哪儿来。这条巷子的规矩她懂：不问来路，只看熬不熬得住。
红姐不收她的饭钱，她坚持给。红姐把钱推回来：“等你发达了，再还。”奥米说：“红姐，我一定还。”红姐笑：“还什么钱？等你那天不来了，就是搬出去了，姐就高兴。”这条巷子的人都这样——自己也是泥里泡着的，却见不得别人沉下去。奥米后来才明白，这种人情，是她那两千三百块之外，真正的第一笔启动资金。因为它教了她一件事：人可以穷，不能孤。
第四天，她在旧书摊上花五块钱，买了一份一九九八年的旧报纸。
报纸黄得发脆，像一碰就碎的老骨头。摊主好奇：“姑娘，买这个干什么？”
“找一样东西。”
财经版的角落里，有一则豆腐块大的新闻：敬亭实业股权变更，创始人奥敬亭因身体原因退出经营，公司更名为百里控股。
因身体原因。
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读了三遍。她记忆里父亲的最后一年，人瘦得脱了形，整夜整夜坐在书房里，听一盘磁带，听到天亮。什么样的“身体原因”，能让人连公司都不要了？
报纸的边角，有一行铅笔字，淡得几乎看不见。
是她父亲的笔迹。
——百里负我，证据在井里。
井？哪来的井？老家院子的那口井，她十几年没回去过了，记忆里只有一棵歪脖子枣树。难道——
楼上大叔浇花，水漏下来，正好滴在报纸上。她仰头去擦，忽然愣住。天花板的水渍弯弯绕绕，阳线阴线交错，最后是一根又长又直的大阴线，一直延伸到墙角，滴穿了半面墙。
她盯着那片水渍看了很久。
父亲生前最后一句话，突然在耳边响起来：“米米，股价是假的，筹码是真的；人心是假的，报表是真的。”
那天晚上，她把四条规定重新抄了一遍，抄在手机备忘录里，设成开机第一屏。抄完看着那四行字，她忽然笑了。
笑自己穷得只剩规矩了。
有人后来问她：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女人，怀着孕，凭什么跟百里家斗？
凭我还活着。
活着，就有无限本金。本金不是钱，是时间，是命，是这口不肯咽下去的气。
她把报纸铺在桌上，用手机一寸一寸地拍照，怕翻旧了。拍完，她翻出母亲留下的通讯录，一页一页地看。母亲去世那年她六岁，记忆只剩下一盏深夜不灭的台灯。她一直以为母亲是会计。
一个普通会计，为什么会在临终前留下一份六十七亿的信托？
这些问题没有答案。但她不着急。她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耐心——从肚子里那位就能看出来，她最擅长的事，就是等。
睡觉之前，她把报纸叠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就像小时候，把父亲的信压在枕头底下一样。
纸不会翻供，不会失忆，不会在法庭上被人问到的时候说：我忘了。
锅里没米的时候，人反而看得清什么该吃，什么有毒。
这个道理，吃饱的人永远不会懂。
而她睡着之后，枕头底下压着报纸，小腹里压着一个秘密，两千三百块压在枕头边上的钱包里。
三层东西，压住了这个女人的整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