裘百里生前捐建的金融博物馆，“敬畏”展厅，正式开放了。
展厅里，陈列着他这辈子所有的处罚决定书、判决书，和他亲手写的忏悔信。最显眼的位置，摆着两件特殊的展品——一台老式开盘录音机，和一份一九九六年的电台节目脚本。
录音机，是老编辑生前捐出的。节目脚本，是奥米从枣树下取出来的、母亲被退回的最后一期。
解说词是奥米亲自写的：
“这两件东西，属于两个互不相识的人。一个播过假节目，后来倾家荡产，把忏悔留在了这里；一个播过真节目，后来被封了麦，把真话守了一辈子。这个展厅想告诉所有人——历史的账，最终记在真话一边。”
开馆那天，奥米带着豆豆去了。
展厅不大，灯光很暗。墙上挂满了法律文书，每一张纸，都是一个跌倒的人。
讲解员是个年轻的志愿者，讲到裘百里的案例时说：这位老人，曾经是这座城市最成功的商人。他的失败，不是因为笨——是因为他把聪明，用错了地方。
豆豆仰着头问奥米：“妈妈，太爷爷是坏人吗？”
奥米想了想，蹲下来：“豆豆，太爷爷不是一个词能说清的。他做过坏事，也做过好事。他建的这座博物馆，就是好事。”
“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“人是会变的。”奥米说，“好的时候，是好人；坏的时候，是坏人。太爷爷这一辈子，前半场是猎人，后半场——是教材。”
“教材是好是坏？”
“教材没有好坏。看谁读。”
豆豆似懂非懂：“那我要好好读。”
奥米牵起他的手：“对。这栋房子里，装的不是仇恨。是学费——全市场一起交的学费。”
而学费最好的归宿，是教室。
参观结束后，豆豆在留言墙上，用蜡笔画了一幅画：一盏灯，照着一本打开的书。
讲解员问：“小朋友，画的是什么？”
豆豆说：“是太爷爷的博物馆。他把他的错，放在灯底下，让别人不再错。”
展厅的出口处，还有一面留言墙。墙上挂着一块展板，是开馆第一周就挂上去的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
“所有认为自己不会走到这里的人，都曾经这么认为。”
展板的下方，密密麻麻贴满了便签。有一张写着：我经手过三家公司的假账，从今天起，第四家，我不做了。
还有一张是孩子的笔迹：妈妈带我来的。她说等我长大想开公司的时候，先来这儿看看，再决定要不要开。
讲解员说，这张便签是开馆第三天贴上的，贴的时候，那位母亲站在旁边，红着眼圈。
讲解员愣了一下，把这句话，记在了留言簿上。
奥米远远看着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，用最后的清醒，给一个几岁的孩子，上了同一堂课。
开馆的第一个月，展厅接待了一批特殊的小客人——附近中学的学生，老师带他们来上社会实践课。
讲解结束，孩子们提问。一个学生问：这些人赚了那么多钱，为什么还要做坏事？
讲解员想了想，答：因为赚钱这件事，没有终点。一百万的时候想一千万，一千万的时候想一个亿。跑到最后，钱不再是目的，赢才是。为了赢，规矩就成了碍事的栏杆——跨过去，就停不下来了。
另一个学生问：那我们怎么保证自己不变成他们？
讲解员指了指墙上的判决书：不用保证。你只需要每次都做那个，敢把决定钉在墙上的选择。第一次跨栏杆的时候，问问自己——这要是写在墙上，我敢不敢署名？
孩子们似懂非懂，但在留言簿上，都写得很认真。
有个孩子写：我将来要当会计。我要把每一笔账，都记得让十年后的自己，看得起现在的我。
那张便签，后来被博物馆做成了展板，挂在出口的位置——每个离开的人，最后看到的，都是这句话。
教育有时候就是这样：不需要说透，只需要把好句子，放在人们必经的路上。
那一课的名字，叫敬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