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安夜的后半夜，电话响了。
不是短信，是真正的来电。屏幕上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串座机号码——对面那座大楼的总机。
奥米在沙发上坐起来，接之前，看了一眼窗外。雪还在下，对面十九楼，那盏灯还亮着。
“喂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丫头，睡了吗？”
是裘百里。不是助理，不是秘书，是老人亲自打来的。
“没有。”奥米说，“裘老，您也没睡。”
“睡不着啊。”老人的声音里有一种异样的平静，“银行把我质押的股票，冻结了百分之三十。说是风险管控。”
奥米握着电话，没有说话。
“我这一辈子，”裘百里缓缓地说，“从拉板车起家。什么都见过，就是没见过银行这么翻脸。我风光的时候，他们行长排队请我吃饭。现在，电话都不接了。”
奥米轻声说：“裘老，银行不是人，它是机器。机器只认参数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老人打断她，声音里有种破釜沉舟的冷静，“我知道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不是诉苦。是想问你——之前说的八五折，还作数吗？”
来了。
奥米望着窗外的大雪，缓缓说：“作数。但裘老，现在的市场价，已经不是当初的市场价了。”
电话那头，长久的沉默。
“你要多少？”老人的声音哑了。
“我不趁人之危。”奥米说，“价格，按现在的市价，九五折。但有一个条件——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您剩下的持股，锁一年。这一年里，无论谁逼您，都不许再卖。”奥米一字一字地说，“我要的是一家稳定的公司，不是一场持续的抛售。”
您要是答应，我今晚就让团队准备协议。
裘百里在那头，忽然笑了，笑着咳嗽起来：“好，好一个丫头。你这是救我，还是拴我？”
“都是。”奥米说，“救您的公司，拴住您的野心。”
雪落在窗台上，无声无息。
这一夜，两代人的战争，在一场雪里悄然落幕。
没有投降书，没有欢呼声。只有一个老人的咳嗽声，和一个女人望向窗外的眼睛。
挂断电话，奥米在沙发上坐了很久。
凌晨两点，她又给周谨拨了过去。
“条款，有法律风险吗？”她问。
电话那头的周谨显然也没睡：“我逐字核过了。九五折，在监管允许的协议转让区间内；锁一年，是股东自愿承诺，不附加任何对价，反而干净。小姐，这份协议最妙的地方在于——它不是收购要约，是两个股东之间的普通交易。连公告口径，都是现成的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奥米顿了顿，“周律师，问你个私人的问题。六年前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觉得我能走到今天吗？”
周谨沉默了几秒，诚实地说：“说实话，没有。那时我觉得，夫人这个考核，太苛刻了——对一个刚被赶出家门、怀着孩子的女人。”
“现在呢？”
“现在我觉得，”周谨说，“夫人比我们都懂她的女儿。”
然后她把父亲的磁带，又放了一遍。放到签字那一段，她按了暂停。
二十三年前的那个下午，父亲就是在这位老人的逼迫下，签下了放弃公司的文件。二十三年后的这个深夜，这位老人主动打来电话，要把公司卖回来。
历史的轮回，有时候快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她给父亲的照片倒了一杯酒，轻声说：“爸，当年他让您签的字，明天我替您收回来。不是抢，是他亲手递过来的。”
“您说得对——只要不签字，不爆仓，谁也拿不走我们的东西。这一次，我们没签字，也没爆仓。我们只是等。等到他自己把门打开。”
凌晨四点，她给团队发了三条消息：准备协议；通知律师；所有人，明早九点，会议室。
发完，她在备忘录里写了一行字，设成了手机屏保：
“雪夜，收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