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主第六年春天，周谨带来了一个消息：信托的全部事务，即将正式移交。从法律上讲，从那一刻起，六十七亿与“考核”两个字再无关系——它只是奥米自己的钱。
“有什么想对您母亲说的吗？”周谨问，“信托档案的封卷页，可以留一句话。”
奥米想了很久。
她在那张封卷纸上，写下的不是“谢谢”，也不是“想念”。
她写的是：
“妈，考核我过了。但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——课，我传下去了。现在听课的人，比当年听您电台的人，多一万倍。”
周谨看完，说：“小姐，夫人听到这个，会比听到六十七亿高兴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奥米笑了，“因为她留的根本不是钱。钱是她用来钓我的饵。她真正要传给我的，是这盏灯。”
封卷后的第一个季度，奥米做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：把家族信托的收益，按年度固定注入训练站的公益账户，金额不设上限——钱花出去了，课才活得下去。
第二件：设立“青禾奖学金”。不看成绩，只资助一种学生——家里欠债、但坚持记账的孩子。申请材料只有一样：一本自己记的账，记什么都行，记多久都行。
第一批奖学金发出去的时候，有个孩子寄来一本账本，纸页歪歪扭扭，记的是家里的收支：妈妈看病花了多少，爸爸打工寄回多少，自己捡废品卖了多少。账本的最后写着：
“等我把账记明白，我就能帮家里把钱管好了。”
奥米看完，在批注栏里写了一句话，寄了回去：
“孩子，你已经管好了。记账的人，从来不会输给人生的乱账。”
那孩子后来考上了财经中专。毕业那天，他给训练站寄了一把算盘，附言：
“这是我省了三个月早饭钱买的。传给下一个记账的人。”
奥米把那把算盘，供在了训练站的教室里，就放在老编辑的旧收音机旁边。
一收音机，一算盘。
一个是声音，一个是算术。
守的都是同一门课。
程述后来写报道，写到这段的时候，删删改改，最后只留了一句话：
“这个世界上最贵的遗产，不是六十七亿。是一个孩子省下三个月早饭钱，买来的一把算盘——和算盘底下那句没写出来的话：这门课，我接住了。”
报道发出去，有读者问：青禾是谁？
封卷那天，周谨把信托的全部档案装进了两只箱子。十二本卷宗，从一九九六年沈青签下第一份文件开始，到奥米签下最后一份为止。
“这些档案，按夫人的遗嘱，十年后解封。”周谨说，“在此之前，它们是法律文件。十年之后，它们是史料。”
奥米摸着箱子上的封条，忽然问：“周律师，你跟着这份信托，守了二十二年。值吗？”
周谨想了想，说了实话：“前十年，我觉得不值——守着一堆不能动的钱，等一个不肯露面的小姐。直到那个雪夜，你在电话里问‘还作数吗’，我才明白夫人在等什么。”
“她在等一个，配得上这笔钱的人。”
青禾奖学金的第一批名单，有三十个孩子。评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孩子的材料让所有委员沉默了。
那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，父亲生意失败离家出走，母亲打三份工。她的账本记了四年，每一页都工整得惊人。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——
“我不需要可怜。我只需要时间。”
全票通过。奥米在奖学金证书上，亲笔写了一行字：时间给你。把账记下去——记账的人，走到哪都不会慌。
程述在评论区回复：
“青禾，是这门课创始人的名字。
有读者追问：课程真的永远不收费吗？
程述回复：不但不收费，网站还给学完的人发“课代表”证书，凭证书可以在合作书店领一本书。钱的来路只有三处：学员自愿捐赠、奥米资本的公益账户、和一笔匿名遗产。前两笔是活水，后一笔——是有人把一辈子的积蓄，换成了三千个陌生人的学费。
那笔匿名遗产的捐赠人，署名只有两个字：守灯。一九九六年，她在电台里叫这个名字。那时候听她的课是免费的，现在要传给下一代——还是免费的。有些东西，二十八年不涨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