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亮之前，雪停了。
奥米起得很早。她把三样东西装进一只旧公文包——父亲井里的账页复印件、磁带的转录稿、还有那一份等了二十三年的审计底稿。原件，她昨夜已经在公证处做了证据保全。
周谨在楼下等她，车子发动前，他问：“紧张吗？”
“不紧张。”奥米看着窗外，“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六年。材料等这一天，等了二十三年。紧张的是它，不是我。”
材料递进去的时候，接待的同志翻了翻，抬起头：“这些证据，保存得非常好。我们做案卷几十年，很少见到二十多年前的原始凭证还能这么完整。”
“不是我保存得好。”奥米说，“是有人替我们保存的。有人把它藏在井里，有人把它藏在衣柜里，有人把它藏在驾驶座底下。我只不过是——把这些藏东西的人，一个个找到，然后替他们，把东西交到该交的地方。”
受理回执拿到手的那一刻，奥米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出门的时候，天上下着太阳雪。她站在台阶上，把那张回执看了三遍——纸张很薄，拿在手里几乎没有分量。可她知道，这份材料里有四样东西：井里的账页，是父亲藏了二十年的真相；磁带，是父亲用命换来的六个字；审计底稿，是一个陌生人为之葬送了职业生涯的一页纸；而她的六年，是一个女儿全部的青春。
四样东西，加起来，是二十三年的公道。
她没有直接回公司，让司机绕了一段路，去了老宅。
院子早修葺过了，枣树还在，井口加了青石围栏，挂了一小块牌子：敬亭井。她站在树下站了一会儿，雪落了满头。
递材料的前一天晚上，她把三份原件的清单，最后核对了一遍。
清单的最后一行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添上了一样东西——那枚从井里挖出来的私章。不是作为证据，是作为见证。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不解：印章不能证明任何事啊。
“它证明不了任何事。”奥米说，“但我爸当年用它签的字，被人拿走了公司；今天它到场，是看着我把我爸的公司，连名带姓地拿回来。”
“爸，妈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材料我递了。接下来，就等他们了。”
风穿过院子，枣树枝上积的雪簌簌地落。
她拍了拍身上的雪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口井。
井栏上那行小字，是她让人刻的：不出局。她说，父亲从这口井里，把她的人生挖了出来；往后每个奥家的孩子，都应该来这口井边站一站——站一站，就知道自己家的来历了。
像谁在点头。
六年前那个雨夜，她被赶出百里家的大门，身无分文。她当时给自己立的第四条规矩是：今天失去的，连本带利，记在他家账上。
如今，账还清了。公司回来了，债还清了，人聚住了。
只剩最后一样——名。
回公司的路上，周谨忽然说：“小姐，你知道吗，夫人的信托文件里，有一条我们从来没执行过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夫人写着：‘若米米终有一日翻案成功，请把我名下剩余的纪念物，埋回老宅的枣树下。’”周谨从后视镜里看她，“那里面，有她当年被电台退回的最后一期节目脚本。”
奥米望向窗外，半晌，轻声说：“等案子结了，我们一起回去。埋下去。”
“为什么是现在？”
“因为那本脚本，”她说，“也该平反了。”
车过江桥，阳光照在残雪上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二十三年前，她父亲的公司在这里易主。二十三年后，同一条江，同一条路，她带着证据，去把名字拿回来。
回公司的路上，她让车在江边停了一会儿。
九八年的那个冬天，父亲从这桥上被“送”出了公司的历史。她站在桥边想，如果父亲泉下有知，最想看到的也许不是公告、不是结论书，而是今天——敬亭的货车，重新满载着水泥，从这座桥上，一辆一辆地开过去。
车流滚滚，江面闪光。
路还是那条路。人，已经换了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