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案之后，调查顺藤摸瓜，很快摸到了三个老人身上。
第一个，是当年放款给敬亭实业、又在最关键一天突然抽贷的银行信贷部主任。他退休十二年了，每天在公园下棋。办案人员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我等你们，等了二十三年。我以为，不会有人来了。”
第二个，是当年连发七篇“敬亭实业经营恶化”报道的记者。那些报道，篇篇都是围猎的第一环。他如今已是某媒体的资深评论员，以敢说真话著称。材料摆在他面前，他的手抖得拿不住茶杯。半晌，他说：“我收过钱。但你们信不信——后来我写的每一篇真话，都是在还那七篇的债。”
第三个，最让人意外。是当年那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老所长——抽走审计底稿、辞退年轻助理的人。他已经八十一岁，躺在病床上。调查人员说明来意，他闭上眼，说了两句实话：
“底稿是我抽的。我收了百里二十万。”
“但我跟你们说——二十三年，我没花那笔钱。一分都没花。它就躺在我的存折里，连本带息。我早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找它。它不是我贪的钱，是我替一个年轻人存的证物。”
三条线，三份口供，加上奥米手里的物证，围猎敬亭实业的完整链条，第一次清晰地摆在了阳光下：放利空、抽贷、做低股价、击穿质押线、逼宫签字——每一步，都有名字，都有时间，都有凭证。
程述拿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写稿。他盯着电话听了十分钟，然后挂了，把写了半截的稿子删掉，重新敲标题。
新标题只有四个字：《名字回来了》。
稿子发出去之前，他照例先给奥米过目。奥米看完，在结尾处加了一段话：
“围猎是一个系统。系统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有名字，都有职位，都觉得自己只是‘帮了个小忙’。 二十三年来，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。这正是系统最可怕的地方——它把恶，切成了一个个谁都看不见全貌的小块。”
“今天把这些小块拼起来，不为清算哪一个人。是让下一个系统成形之前，有人看见过它的图纸。”
程述看完，一个字没改。
第二天，报道见报。当天，训练站的学员把这段话截了图，转了几千次。
三个人的处理结果各不相同：信贷主任被立案，记者被单位解聘并立案调查，老所长因为主动交出存款和详细供述，获得了从轻处理。
办案的检察官后来对程述感慨：办了半辈子案，头一回见嫌疑人把赃款连本带息存了二十三年，一分没动的。
“我头一回觉得，”检察官说，“有些人贪，贪的其实不是钱。是那口气——‘我就不信没人来查’的那口气。”
程述把这句话也写进了稿子里。
报道见报的当晚，奥米接到周谨的电话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小姐，夫人当年的信托文件里还有一条补充条款，我一直没机会执行。现在，时机到了。”
“什么条款？”
“条款写着：若敬亭旧案重见天日，信托将追加一笔资金，设立‘清白基金’——专门资助那些因不肯同流合污而丢了工作的人。”周谨顿了顿，“你母亲给这笔钱起过名字，叫——还愿。”
老所长交出那笔存款后的第三天，奥米去看了他一次。
病房里，八十一岁的老人拉着她的手，说了最后一段实话：
“闺女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，不是抽了那份底稿——是抽完之后，二十三年，没敢站出来。我总想着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等一个不用我担风险的时候。等到今天我才明白——”
老人喘了口气，笑了。
“原来我等的那个人，一直是我自己。”
最高的那条评论写着：
“原来‘我只是按规矩办事’这句话，有时候是最大的罪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