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年的夏天，城中村拆迁的消息，贴到了巷子口。
红姐的大排档，是最后一批搬的。收摊那晚，她把奥米叫去，两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，喝着啤酒，看工人们拆灯箱。
“十二年了。”红姐说，“你走的那年冬天，也是在这儿，你一碗炒饭都吃不完。现在你是大老板了，这碗炒饭，姐还请你。”
奥米碰了碰她的酒瓶：“红姐，搬了以后，什么打算？”
“盘个门面，正儿八经开家馆子。”红姐掰着指头，“名字都想好了——就叫‘末班车’。你当年拖着箱子坐末班车来的这条巷子，姐的摊子，就是你在城里的第一站。以后你的员工加班晚了，来姐这儿，管饱。”
奥米笑了：“红姐，我给你投资。”
“不要。”红姐把酒瓶一顿，“一码归一码。你的六十七亿是你的，我的锅是我的。当年我说过，等你发达了再还——你还了，年年来看我，这就够了。”
三个月后，“末班车”馆子开张了。门脸不大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墙上挂着两样东西：一张老照片——巷子里大排档的旧照，照片里有个模糊的背影，拖着一只二十寸的红箱子；还有一页裱起来的菜单，第一行写着：炒饭，八块，卧俩蛋，管够。
开业那天，奥米去了。红姐拉她到墙跟前：“来看看，姐把你供起来了。”
“供我干什么，该供你的摊子。”
“摊子有什么好供的。”红姐眼睛有点红，“姐就是想让你那些员工知道——他们老板，是从八块钱一碗的炒饭里，走出来的。”
那天中午，奥米在后厨帮了半天忙，端盘子、擦桌子、收银，样样上手。员工们成群结队地来，看见董事长系着围裙在端面，一个个愣在门口。
有个新来的小伙子小声问老员工：“这是……咱们那个奥董？”
老员工头都不抬：“吃你的面。咱们奥董说了——她的馆子，她的规矩就是：谁也别客气。”
年底，“末班车”在城南开了第二家。红姐打电话给奥米，豪气冲天：“闺女，姐现在也是连锁了！你等着，姐开到一百家，把你的炒饭，卖到全国去！”
奥米在电话这头，笑得直不起腰。
挂了电话，她站在窗前，看楼下的车水马龙。
八块钱一碗的炒饭，两千三百块的全部身家，末班车最后一排的座位——这些起点，她从来没有假装不存在过。
年底盘点的时候，红姐给奥米看了她的账本。
本子的第一页，记着九年前的一笔账：奥米，炒饭，八块，卧俩蛋，赊账，已还——还的不是钱，是这么多年，常来。
奥米看完，在那页纸的空白处，添了一行字：
“本店最大的一笔投资，是当年给一位落难客人的那勺蛋。”
红姐不认字，让孙子念给她听，听完背过身去抹眼睛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开个馆子，煽什么情。”
骂完，把那一页，用塑料膜裱起来了。
第二家分店开张那天，红姐非要奥米剪彩。
奥米剪完彩，被红姐按在椅子上，吃了一碗新店的招牌炒饭。
“味道对不对？”红姐紧张地问。
奥米尝了一口，笑了：“对。八块钱的味儿，一点没变。”
“胡说，现在卖十八。”
“那我吃出来的，是十块钱的底气。”
红姐听不懂什么底气，但她听懂了夸奖，大手一挥：“以后你的员工来，一律八块！姐亏得起！”
那条巷子没了，八块钱的炒饭还在。
这就够了。
第二家分店开张那天，红姐非要奥米剪彩。
剪完彩，红姐把她按在椅子上：“吃一碗！新店的第一碗，必须你吃。”
奥米吃了一口招牌炒饭，笑了：“味儿对。八块钱的味道。”
“胡说，现在卖十八。”
“那我吃出来的，是十块钱的底气。”
人要是忘了自己从哪儿上车的，就会在半路上，把自己弄丢。